“扬州八怪”之首的郑板桥，有一个有趣的别号，叫做“青藤门下走狗”，这是为了表示他对明代书画家、文学家、青藤道士徐渭的崇拜。说来有意思，自郑板桥的“青藤门下走狗”一出，后起模仿者竟大有人在。据郑逸梅《艺林散叶》载：近代杭州有一位名叫祝桐山的诗人，他就刻过一方“曲园门下走狗”的印章，并以此自号，颇为自得。这位“祝走狗”所崇拜的“曲园”就是清末著名经学大师、当代红学家俞平伯的祖父俞樾（曲园）。以“走狗”自命，这是对自己心目中的偶像极表崇拜的说法；就文化人而言，大多为师生关系，因爱师敬师而自甘为“牛马走”或“走狗”。其实崇拜之心，人常有之，习武的崇关公，经商的崇赵公，时下一些少男少女还一度崇拜港台歌星，所谓“追星族”是也。
由“称走狗”不由使我想到了“谢本师”。中国文坛除了有对崇拜的师长自称“走狗”的一面外，也有因师生关系破裂分道扬镳而导致“谢本师”的另一面。
说来凑巧，“谢本师”的典故也是出自俞曲园名下。1891年至1897年，青年章太炎曾在杭州“诂经精舍”师事经学大师俞曲园，凡八年，颇有获。太炎自谓：“余喜独行赴渊之士，出入八年，相得也。”但后来章太炎走上反叛传统经学的道路，尤是结识孙中山后，力辟康梁保皇言论，倡导反清革命。此举遭到俞曲园的严厉训斥，直骂他“不忠不孝，非人类也。小子鸣鼓而诛之可也”。章太炎随即在《民报》发表《谢本师》一文，表示从此将走自己选择的道路。果然说到做到，章太炎积极投身反清运动，曾一度入狱，后流亡日本，组织光复会，并以其渊博的学识和进步的思想赢得了留日学生的爱戴和崇拜，不少青年成为他的学生。这里面，就有来自浙江绍兴的周树人（鲁迅）与周作人二兄弟。
周氏兄弟于1908年拜章太炎为师，从其学习音韵、文字、庄子、楚辞等国学，师生关系颇为相得。但以后章太多的思想日益脱离民众，渐入颓唐，鲁迅说他“用自己手造的和别人帮造的墙与时代隔绝了”，而且越走越远。1926年，章太炎突然与北洋军阀打得火热，发表宣言与通电，叫嚷声讨“赤党”。此通电一出，全国舆论大哗。周作人万万想不到昔日崇拜的师长竟有如此变化，于是立即在《语丝》发表《谢本师》一文，严正表示“先生现在似乎已将四十余年来所主张的光复大义抛诸脑后了”，“这样也就不是我的师。先生昔日曾作《《谢本师》一文，对于俞曲园先生表示脱离，不意我现今亦不得不谢先生，殆非始料所及”。章太炎“谢”俞曲园，周作人“谢”章太炎，三代人之间演出了一幕“报应”式的历史剧。
但此剧并未到此结束。如所周知，五四时期的周作人与乃兄鲁迅一起，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，同为文学革命的风云人物，后来又担任北京大学教授，因而赢得当时不少知识青年的崇拜。但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以后，周作人的思想逐渐发生变化，先是退缩在“苦雨斋”里品苦茗、读杂书、写小品文，后来竟一步步倒退到“事敌”的深渊，背上了“汉奸”这一沉重的十字架。1938年，当周作人“事敌”的消息一传出，如同当年章太炎通电“讨赤”的消息一样，全国文化界立即舆论大哗，响起一片愤怒的谴责、抗议声。这里面也有当年崇拜过他的知识青年和北大学生。诗人艾青曾以《忏悔吧，周作人》为题，写了一首激愤的诗，表述了当时年轻一代的情绪：“周作人／在祖国艰苦战斗着的时候叛变了／（我用灼痛的心接受这消息）……周作人／你不能想一想你所走过来的路么？”“你曾护卫过德谟克拉西／你曾抨击过北洋军阀的政府／你曾无畏地走在思想斗争的最前面／———中国的青年／不曾忘记你的名字”，“忏悔吧，周作人！／不然……／中国的青年／要向你射击！……”在这颤抖的诗行里，充满了多少期望、失望、痛苦与愤怒！这些充满着战斗精神的热血青年，曾按照自己的理想，塑造了一个“无畏地走在思想斗争的最前面”的周作人的形象，而现在，这位昔日崇拜过的“师长”竟投向了敌人，这是何等痛苦而复杂的心理（参见钱理群著《周作人传》）。他们不得不“谢”本师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与周作人彻底决裂。
回顾本世纪中国文化界这一幕幕“谢本师”的历史剧，似乎可以看到近现代知识分子“早年激进，晚年复归”的文化“怪圈”，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“吾爱吾师，吾尤爱真理”的书生本色。在“谢本师”的历史表象背后不是有更深刻的文化蕴含值得人们深思么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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